评论：中国芯片设计产业，是老虎还是病猫？

关键字： 芯片设计  IC  无晶圆 

Hina Group（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投资银行&私人股本公司）常务董事Ken Tsang认为这是‘投资者们在过去几年里头脑发热导致的结果’。然而，很多业内专家将其直接归因于中国国内的芯片公司。

排名前三的中国IC供应商分别是珠海炬力(Actions Semiconductor)、中星微（Vimicro)、展讯通信(Spreadtrum Communications），但这三家公司一直以来并未推出给全球市场带来一定影响的产品，这表明中国目前看似潜力无限的IC产业事实上后劲不足。

这三家公司的股票已经直跌到谷底，上周中星微的股票价格为1.88美元，珠海炬力和展讯通信的股票价格分别为1.44美元和0.8美元。

位于旧金山的亚太地区知名创业投资机构Walden International（华登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Lip-Bu Tan（陈立武）表示，这三家公司‘让投资者和中国代工厂，如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非常失望’。他认为，这三家公司在过去几年里连续多个季度目标不明确的差劲表现导致了今天投资者对中国电子产业‘一定程度的幻灭’。

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会忽略中国。

尽管与过去几年11~12%的增长速度相比，当前中国经济呈现下滑态势，但是中国的GDP仍在以8~9%的速度增长。而相比之下，在到今年底美国的GDP增长速度正迅速接近零。

半导体行业从增长迅速到开始下滑引出了一个更大的话题：中国未来究竟能不能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如果能，谁将是中国的英特尔？

据报道，中国现有500多家芯片公司。目前仍有不少投资者和电子公司希望能从中发现摇钱树。而美国半导体供应商照例在这些公司中寻找潜在并购目标，以希望能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但华登国际董事长Tan对此表示怀疑。“中国国内的芯片公司现在应该不到500家，有可能就300家”，“它们都是一些非常小的设计室，销售额只有1百万美元到1千万美元。大多数芯片公司开发的产品完全一样，并且通常由政府扶助。

珠海炬力(Actions Semiconductor)、中星微(Vimicro)、展讯通信(Spreadtrum Communications）都是由中国留学生创立和运作的第一代中国半导体公司。

这就导致了这样的议题----除非有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地公司冲出中国并能和海外竞争对手们抗衡，中国电子产业才算真正成熟。Pericom Semiconductor 总裁兼CEO Alex Hui表示，他在中国的大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公司--如中国移动和华为身上看到了一些苗头，这些公司逐渐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定份量。但他同时表示，“我们仍然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

填补当前和未来中国电子产业之间差距的是第二代中国芯片公司：Pericom Semiconductor、 Telegent Systems（泰景科技）、Monolithic Power Systems（芯源）、Legend Silicon（凌讯科技）等公司。但是这些半导体公司的总部都设在美国硅谷而不是设在中国。

这些公司有很多共同点，它们大多数由精英类中国CEO（生于中国，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管理，他们对中国市场分析透彻，并且借助他们在中国的资源筹集到了资金。

但是最重要的它们在硅谷和中国同时营业。

Tan 指出，第一代半导体公司的CEO们是直接归国，第二代芯片公司则是将公司总部设在硅谷同时又在中国设立众多研发处和销售处。

对凌讯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杨林而言，将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的好处很明显。“硅谷集中了世界一流的人才，发挥着总揽公司全局的作用。

凌讯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的无晶圆芯片公司，该公司自主原创的时域同步正交频分复(TDS-OFDM) 技术为中国地面接收数字广播电视标准所采用。

凌讯的CEO 董宏则在中国（该公司和清华大学有密切合作）和弗里蒙特之间穿梭，而杨则大部分时间驻守硅谷。

当杨谈及硅谷的‘顶尖人才’时，他提到了资深工程经理能理解产品最核心本质的能力。通常，在中国的管理人员更贴近当地市场，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但是这也不是必然的。本地的中国工程师通常缺少通过分析问题来定义所需求的产品的经验。

Pericom的Hui同意这一看法，“中国工程师的基础知识很牢，但还需要积累更多经验和进一步历练。

Pericom公司推出了多款用于电脑、消费及通信产品的接口芯片。该公司在台北、四川、香港和上海都设有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团队，负责开发‘（产品）架构’和‘产品定位’。

第二代中国芯片公司的全球化梦想

Telegent Systems 总裁兼CEO 云维杰强调了这一点：“从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目标就是将Telegent Systems 打造成全球公司”。

Telegent成立于2004年，在全球设有6个办事处。该公司推动的移动电视单芯片解决方案，可以接收模拟和数字广播信号。

“中国对我们公司的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云维杰表示，“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而是因为它是最灵活的市场”。

美国电信运营商为他们的手机定义功能时通常非常保守；而中国运营商们则更乐意偿试，这使得中国本地的手机制造商和分销商更加富有进取心和乐于创新。

例如，去年在中国推出了采用Telegent模拟电视调谐器的首款移动电视，在之后两个月，非洲市场上就出现了具有同样功能的同款产品。云维杰总结认为，中国供应商可以将其产品推广到全球各个偏远角落，令人佩服。

在Telegent成立很久之前，Pericom就已经为总部设在硅谷的中国公司开僻了一条通过与中国OEM结盟来立足中国和国际市场的成功之路。Pericom于1990年成立，1997年上市。在知道Pericom的芯片为思科的第二来源后，中国华为的工程师们开始在华为的网络设备中采用Pericom的芯片，而Pericom在与华为的合作中赚了很多钱。

从1997年到2000年，Pericom的复合年度增长率为34%，这要感谢中国电信客户，如华为和中兴。Pericom在亚洲的出现也有助于其和电脑OEM，如Dell、HP/Compaq和IBM建立伙伴关系--“PC产业链覆盖全球”。

中国的本土人才

通常，第二代中国芯片供应商对中国电子产业工程设计环境的薄弱环节和优势有透彻研究，一致的观点，是，“来中国不是为了廉价劳动力，而是为了吸收人才，以更贴近和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Pericom 的Hui表示，“中国已不再是血汗工厂”。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中国和硅谷在数字设计领域的技术差距‘大大缩小’，Telegent的云维杰表示，“但在RF设计领域，硅谷仍处于领先水平”。

像凌讯就在中国清华大学招聘工程人员，凌讯的高层领导(董和杨)就毕业于清华大学。杨林目前仍在清华大学挂有教授头衔。

那为什么他们不选择先在中国成立公司呢？杨林对此明确表示，“如果没有在Cadence公司积累的多年工作经验，我们就不能设计出最佳的数字电视芯片”。

事实上，凌讯的很多工程师就来自Cadence。在1990年代中期，Cadence设计服务小组的客户包括LG和三星，业务领域涉及数字TV、3G 和WiMax。如果没有这一背景，凌讯和其清华团队就不可能起草中国地面数字标准。

“技术开发中最难的部分仍在美国完成”。但最重要的是在杨林在Cadence的工作经历教会凌讯团队如何展开“可测性的设计”和“可生产的设计”。

在中国数字电视标准开发过程中，清华小组和凌讯联合，采用多载波的TDS-OFDM技术；而清华的竞争对手交通大学为采用单载波残留边带系统的ADTB-T技术。

这两所大学的技术在理论都可行。但是理论是一回事，“将理论进行仿真、执行和测试又是另外一回事”，杨林表示，“如果没有在美国呆上这么多年，我们不可能完成我们的使命。清华大学/凌讯严格的标准开发过程最终迫使交通大学效仿。

当然，成本仍然是主要因素。凌讯表示在中国支出的开发设计成本只有在美国支出的25%。曾在凌讯短期担任过CEO的Ralph Schmitt表示，“在中国，你可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扩大公司规模。

云维杰承认，中国富余的廉价工程师们使得Telegent“可以更轻松地进行更多实验”。

云维杰记得在中国有一次被邀请和8家芯片公司的CEO聚餐。在他们自我简介之后发现，这8家公司中居然有2家公司开发的是一模一样的LCD驱动器：很多运作很成功的中国本土公司开发的是一模一样的产品。云维杰表示Telegent的独到之处在于：“通过将公司总部设在硅谷，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开发亚洲工程师们所开发不了的产品”。

两地周旋？

第二代中国芯片供应商们承认，当他们以中国人的身份踏入中国时很明显会享受到种种好处。

“如果Marvell Technology或Broadcom来中国，他们会被视作‘美国公司’”。但是当Telegent在中国拓展业务时，则情况就变成，我们的中国客户会这样跟我们讲，‘哦，你们和我们是一伙的’。

很多在硅谷的中国管理人员不愿意回国，除开生意场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很多个人的原因。Monolithic Power Systems(MPS) CEO Ze-Qiang Yao表示，在两种文化之间来回周旋，不是件好受的事。

Yao生于中国，在澳大利亚上学，在移居硅谷之前曾在HHNEC（华宏NEC）工作了多年。当在Cupertino买房和小孩出生后，Yao表示，不敢想像再举家迁往中国。在美国呆在这么多年之后，“你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但同时你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

关于如何重新适应国内环境，云维杰有一个建议：“如果你认为自己很特别，那么你会很难习惯归国后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把自己当作普通人，那么情况就会好很多”。

而留在硅谷工作的中国工程师们在分析他们回国的同伴时更加直言不讳。

北美中国半导体协会 (NACSA)主席Bo Jin指出中国工程师们通常缺少耐心：“他们太聪明了，他们会选捷径，他们更注重眼前的利益。”中国社会趋向于将成功的企业家偶像化，但这是没有帮助的，“这会误导很大一批年青人”。

MPS的Yao也表示在中国国内的工程师们缺少主动意识。“他们很吵，很粗鲁。中国人习惯讲他们被人歧视，事实上在中国国内就有很多歧视存在”。

投资前景

随着投资热的减退，最近的金融危机也带来不少麻烦。“交易周期越来越长，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Tsang表示他要处理投资在中国的高科技、媒体和通信领域的70笔尚在雏形中未结束的交易（总价值50亿美元）。

第二代中国芯片公司的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新股上市）计划也将随之搁浅，凌讯不久前聘请Schmitt为CEO，希望他能帮助公司完成新股上市。

但随着芯片公司估价的下滑，凌讯不大可能在近期内上市。Schmitt已于10月末辞去凌讯CEO一职。

深度报道：美国在芯片研发领域落后了吗？

关键字： 芯片  研发  贝尔实验室  MOSFET 

很多电子工程师们都认为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衰落最具有代表性的时间就是贝尔实验室宣称不再继续进行半导体材料和器件方面的研发。贝尔实验室曾经是半导体领域先锋，不光是晶体管，它在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比如MOSFET，CCD，分子束外延，电子束曝光，光电电池，二氧化碳激光器，量子级联激光器，光路由器以及第一代单芯片32位微处理器。

IBM的Watson研究中心日前演示的能使碳纳米管实施商用的方案

坐落于新泽西州莫里山的贝尔实验室，曾经是半导体领域的研发先锋，如今是总部位于巴黎的阿尔卡特-朗讯的研发单位，目前实验室拥有1000名研发人员以及每年2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研发例如无线，网络，光通信和计算算法等更为务实的技术。另外还有一个组继续进行更为长期的研究，例如高速电子和纳米技术，但是那些让贝尔实验室取得6次诺贝尔奖的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已经中止。

贝尔实验室放弃那些长期的半导体领域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将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研发进入了死胡同，美国半导体制造上普遍认为发生在贝尔实验室的事情表明了半导体市场行情的变化，就是芯片制造商需要在当今这个全球低利润，高容量的市场下寻求生存之道。

Freescale半导体的副总裁Gregg Bartlett认为：“现在认为美国让出了全球半导体老大位置还为时过早，人们需要注意到，贝尔实验室发生的事情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并不说明在其他地方没有新的创新，美国依然是全球半导体的中心，Intel，IBM以及它的技术伙伴依然聚焦于技术研究，在它们那里大量的创新依然在发生.”

尽管如此，仍然很难说服那些持相反意见者，他们会拿出存储领域的例子，几乎所有的美国芯片制造商都曾经进入这个领域，但是如今只剩下DRAM制造商Micron，今年的营收只有16亿美元，对于美国的芯片工厂来说，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因为越来越多的芯片制造转移到了TSMC，UMC，特许半导体等厂商，并正在向中国大陆的厂商转移，这些都是悲观论调者用来反驳的理由，当然，只能说美国半导体研发正在衰落，还没有到出局的时候。

IBM，Intel专注于研发

IBM的半导体研发中心副总裁Gary Patton介绍：“一些公司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来应付这样的变化，但美国依然拥有大量的半导体技术统治力量，例如IBM商业联盟以及Intel，很显然他们两位是高级半导体技术研发的核心力量。”

IBM的研发预算高达62亿美元，多达3200名工程师组成核心研发团队，他们背后是多达200,000名工程技术人员，Intel的研发预算也超过60亿美元，他们的公司级技术团队，Intel研究院，拥有超过1000名工程师和科学家，同时也拥有数以千计的技术支持人员。

尽管美国在半导体领域例如DRAM等领域正像日用品领域一样已经有所衰退，但是IBM和Intel仍然认为美国在半导体领域仍然充满活力，毕竟Intel是世界上最先切入45纳米工艺的公司，这足以证明美国的半导体行业仍然走在业界前列。

Intel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合作研发的硅激光芯片

Intel的CTO Justin Rattner介绍：“你可以通过我们技术上的稳定的研发节奏判断我们的实力，我们已经能够顺利切入到高K栅电介质和金属栅电极叠层技术。”

IBM同样宣称已经为高端服务器处理器规划了45纳米的时间表，同时其他的工厂也在做迁移计划，为了保证深亚微米级研发的高额投入，IBM成立了联合研发组，包括AMD，特许半导体，飞思卡尔，英飞凌，三星以及意法半导体。

目前的问题不是技术路标，而是芯片制造的产业现实，当更多的半导体晶元加工转移到海外，对应的研发责任相应转移，如今，开工一家新的工厂需要投入30亿美金，面对这样的投资事实，像TI这样的半导体制造商越来越多的需要依赖他们的制造伙伴，用于研发32纳米以下的工艺。

飞思卡尔的Bartlett介绍：“坦率地说，更多的工艺技术开始向台湾转移，这不是缺少投资的结果，而是制造业的产业现实，技术研发和布局必然向产量大的地方倾斜。”

成本因素

感觉上来说，美国半导体研发实际上是其取得的成功的牺牲品。今天，财务健康与否取决于缩小节点来在每个晶圆(wafer)上制造更多的芯片，也就是降低每片裸片(die)的成本。晶圆厂难以接受新的材料和设备，因为已有的工艺可以将产品做的更小，另外因为离岸代工厂日益增加的晶圆厂规模，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TI已经承认他不再是一家垂直集成公司。“我们一次又一次将我们的投资转移到更加贴近消费者，因此我们热衷的已经不是芯片下面的工艺技术，而是关注我们如何才能解决客户在明天会面临的问题，并且保证解决方案具备成本和功耗效益。”TI研发中心一位副主席Martin Izzard表示。

TI决定将22亿美元研发预算投入到设计更为优秀的模拟、混合信号和特殊应用信号处理芯片上来，还不清楚这个策略长期来说会有什么效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开发新的材料和器件架构 - 需要在未来进行工艺节点的创新 - 这已经不是TI的问题了，而是晶圆代工厂的问题。

作为对比的是，像IBM、Inter和Micron，还不想做无晶圆公司，还维持着以往的工厂。

“我们目前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所有公司的技术正在接近光刻工艺的物理极限，所以挑战相比以往更加艰巨，”Micron存储业务副主席Brian Shirley表示，“目前，我们正在寻找能在3到5年内解决这个挑战的方法，那些研发看起来将会花费大量成本，且产业的压力也比以往更大。”

向物理极限挑战的研究和开发的鸿沟会花费美国半导体制造商更多的成本，而现在鸿沟正在扩大化，产业的研发预算则被降低的销售额和过度供应所积压。美国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长期来看应当肩负起更重的职责。

大学研究的重要性

事实上，IBM也看到了这种趋势。这几年来公司的一些研究科学家已经进入了美国各个大学，IBM、Intel等公司借此与大学建立了很强的合作关系。最好的一个例子是IBM日前宣布了全球最小的SRAM芯片 - 一个22nm工艺的器件 - 在奥尔巴尼纳米技术研究中心得以制造，这项科技成果是IBM与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合作的结果。

IBM在纽约运作了一系列资金充裕的与高校的合作项目。它与伦斯勒理工学院合作研究先进的3D和其他封装技术。IBM还与奥尔巴尼的两所大学有合作，一个项目是15nm印刷工艺在300mm晶圆厂的实现，另一个是关于其“深蓝”超级计算机的，瞄准实现网格运算的算法。

Intel的Rattner说：“我们是高校研究的大赞助商，有大量和长期的工作要做 - 自旋电子学、碳纳米管、二维碳原子片等。这些创新需要8到10年的研究，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工作转为公司内部研发，并将其打造成为最有希望商用的产品。”

也许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让美国一直处于半导体技术领先行列的商业与学院合作的典范要属Semiconductor Research Corp.(SRC)公司了，它在相关的大学和产业实验室赞助了超过100个研究项目。

不过相比来自美国空军科研办公室、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美国国家标准技术委员会、海军研究办公室、13个国家能源实验室和8个技术中心来说，这些用于大学研究的私有公司资金还是太少。用于学术研究的最大的独立非防御政府资金是国家科学基金，大概有60亿美元的预算，并在联邦支持的各个大学的研究中占有大约20%的份额。

随着金融压力越来越大，那些不能承诺带来直接回报的长期研究项目的经费受到了削减。根据Darpa的统计，基础“电子学”研究基金在2007年从2.54亿美元削减到了2.36亿美元，到2008年减到了1.97亿美元。

私有和政府基金还可以申请的到，但是否还能满足像贝尔实验室那样的巨舰的运作并保持美国在半导体研发领域的领先就不得而知了。“我不认为我们需要新的项目 - 我们只需为我们已看到的项目投入资金，”Intel的Rattner表示，“我们有这个机构，我们知道他们的运作 - 我们只需在背后投入人力和资金来确保他们成功。”

中国芯片设计集体迷失方向

来源：计算机世界   2008-11-05   点击:137

深圳高新区嬗变：硅谷中国影像

硅谷的幻想，投影到了深圳。

　　2007年，来自中国的国家战略又大大提升了中国可能的硅谷的想象空间。

　　研究硅谷最著名的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李·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分析说，成为硅谷需要具备几项苛刻的创新要素。

　　比较下来，李·萨克森尼安的结论是，只有深圳和北京已初具形态。但“慧眼”的李·萨克森尼安或许有走眼的时候。不是指他的苛刻要素指标出了问题，对于像深圳这样的中国最有竞争力之一的城市，他忽略了不该不忽略的指标。

　　张恒春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主任。如果说深圳要成为中国的硅谷，那么张恒春就相当于深圳硅谷的掌门人。张恒春考虑的问题却非李·萨克森尼安似标准。

　　李·萨克森尼安的苛刻要素由如下几个方面组成。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密切配合，信息的传播速度，个人的创业欲望，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自由高频的人员流动，高素质的外来移民群体等是必备的。

　　“深圳资源紧缺的局面尤甚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感受到的压力和挑战也更大。”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主任张恒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首先是土地、人才等资源极度紧缺带来的新一轮企业外迁，而后，国家加工贸易限制条例、两税合一、劳动法等宏观紧缩政策相继出台，对已经渐失政策红利的深圳形成更强大的挤压。

　　“我认为国家是以非常深远和细致的眼光来解决国家经济转型的问题，作为地方，要适应这种转型；同时，深圳过去对外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国内、国际很多情况叠加起来给我带来很大压力。”张恒春说。

　　这是中国式的“硅谷”问题，也引向了中国式的“硅谷之路”。深圳高新区的嬗变，则又凸显“硅谷中国”渐次清晰又渐次模糊的影像。

　　从工业区到科技孵化器

　　在“去工业区”的道路上，深圳有过辉煌的战绩。

　　1996年之前的深圳高新区，是一个多园共存的区域。1985年7月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联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科技工业园，该园在1991年3月，成为国务院认定的首批26个“国”字号的高新区之一。

　　此后，在一片滩涂之上，又陆续建成了一间民办的“深圳京山民间科技工业村”，一间中科院在深圳创办的“中国科技开发院”，以及主体不一的“深圳市高新技术工业村”、“国家电子工试中心”等工业园。1993年4月经国家科委确认，该些园区统称为“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那时候的深圳开发区，与全国各地大建工业园的热潮一样，仅仅是一个可供加工生产的制造基地，产品从食品加工、到相对低端的三来一补，层次参差不齐。

　　1996年9月，鉴于开发区“一区多园”、各自为政的局面为后续开发区规划建设、产业配置、优惠政策落实带来诸多难题，经当时的国家科委批准，深圳市政府将深圳开发区内的多家工业园整合为面积为11.5平方公里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简称深圳高新区)”，并成立“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以下称深圳高新办)管理深圳高新区各项行政事务，由此真正拉开了建立深圳硅谷的序幕。

　　经过1996-2000年土地清理与基础建设工作，深圳高新区投资软硬件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2000年以后，随着大量高新技术企业的入驻，深圳市政府与高新区此后陆续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例如设立科技三项经费、新技术开发推广基金，以及提供优惠地价土地等，以鼓励创新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低成本进入园区。

　　2001年3月深圳出台的《高新区条例》对高新区内土地使用权限，以及相关房地产转让的受让人资格等作了约束，从而提高新区入园门槛。

　　“深圳市从来没有给高新区提过任何经济指标要求。”张恒春说。这是当时的很好的氛围。深圳高新区当时主要的功能在于“孵化”高技术企业，从进来的技术人员、带来一个科研成果，到独立在外置业发展，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大孵化器的深圳高新区旨在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数据或许能说明这些调整和努力的问题。在仅有11.5平方公里的深圳高新区，2007年，园区每平方公里实现工业总产值166.36亿元，工业增加值38.03亿元。其中高新产品产值达到了157.94亿元，税收7.82亿元——这些数值是全国54家国家级高新区平均值的数倍以上。
深圳高新区能否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科技中心？

　　在加拿大高新技术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孙曲看来，深圳已充分具备了承接外来技术的基本条件：发达的电子信息产业，各大城市中最高的专利申请量，以及排名第一的软件业产值，出色的物流和通关能力——深圳已经具备转身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的契机。

　　然而，深圳明显的差距在于，硅谷的发祥与持续壮大，得益于斯坦福大学人才、技术源源不断的输出，以及美国政府在当地对大量国家级研发中心的持续投入。

　　一个最新的例子是，加拿大RIM(黑莓手机生产商Blackberry)公司放弃了其在深圳建立一个通讯研发中心的打算，尽管深圳拥有华为、中兴通讯两大全球通讯“新贵”，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

　　“RIM公司认为，即使是选择通讯产业较弱的广州，也比选在深圳好，因为他们至少有一个电信研究所。”孙曲说，过于商业化和实用主义的氛围，让深圳缺失了很多基础研究的必要条件——非商业的、“中性”的科技大学、研究机构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软环境。

　　这也恰恰正是考验深圳高新区未来难点——如何强化高新区作为高科技“孵化器”在人才培养、打造公共技术平台以及国际交流平台等功能，从而保持持续创新能力？

　　1999年，深圳高新区内成立了深圳虚拟大学园，目标是开展人才培养和实现院校科研成果的转化。至今高新区虚拟大学园已引入51家国内外大学入驻异地办学。

　　2004年10月，“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是高新区打造高端人才、技术平台载体的又一尝试。该商务平台目前已引进包括加拿大高技术协会、英国西南英格兰地区发展局、美国CEO俱乐部、匈牙利技术中心、卢旺达投资与出口促进局、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31家海外机构的入驻。

　　深圳市的设想是，未来通过商务平台来运作，通过分三步走，以弥补深圳在吸引全球研发中心、国际技术力量上的不足。

　　城市变迁的“发动机”

　　“CPI高涨，房价高企带来的紧迫感，实际上已经促使深圳城市和产业转型提前到来”，英国西南英格兰地区发展局中国首席代表刘班说。在他看来，缓解深圳市近年土地资源紧缺的现状，以及企业外迁潮的加剧趋势，必然依赖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

　　2001年7月，深圳市在高新区经验之上，开始规划建设“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带”，规划用地面积158.5平方公里，区域范围涉及除了原深圳高新区所在的南山区外，还涉及关外宝安区和龙岗区。

　　2007年，据深圳高新区统计显示，产业带当年工业总产值、高新技术产值、工业增加值已经分别达到深圳市总量的45.35%、69.96%、33.99%，在决定深圳市二线关外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深圳整体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由此带动的城市配套功能的转变等诸多方面，已经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

　　张恒春分析说，为促进产业带在特区内外的协调发展“我们提出在产业带特区外建设高科技社区，以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功能的融合，来解决我市快速成长中等规模高新技术企业、高端服务业、企业总部和人才双落地问题，推动产业带在特区内外的均衡发展。”

　　他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未来发展已经成为解决深圳关内用地紧张，特区内外均衡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但有企业界人士指出，就像深圳高新区的前身一样，产业带涉及到深圳历史上散落各地、产权各异的主体，各自为政现状严重，尽管深圳市已经将产业带工业用地的招标拍卖挂牌资格审查权统一到“产业带办”中，但是人事、机制等体制性的问题依旧阻碍着深圳的科技梦的深化。

　　张恒春也坦陈，“高科技领域是非常苦的，它整合的几乎是全部的社会资源来发展企业”，深圳建设世界一流园区的构想，道路艰辛。 

一个电子工程师的经验之谈

“工程师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艺术家；工程师也是思想家。”一位伟大的工程师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一段感言。不错，工程师是利用自然科学来创造工程的人。工程既是物质的也是思想上的。许多不朽的工程，伟大的发明以及出神入化的技术方案，许多人往往只看到了他们的瑰丽，而作为工程师则更应该看到设计的灵魂。因此我们应该深入的理解“工程师也是艺术家和思想家”。工程设计的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也是工程师思想的结晶。一部精密的机械设备，一个高效而又健壮的程序，一个复杂而又无懈可击的电路，这些都反映着一些杰出工程师的思想和灵魂，有时你甚至会认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融入到设计中。

    成为一个杰出工程师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热爱自己的职业”。毕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许多优秀的电子工程师都是从小作为电子爱好者的。爱好不仅要体现在行动中更要深入内心甚至深入骨髓。有许多人问：“每天应该花多长时间在学习中和工作中。”可以肯定一份耕耘就会换来一份收获，但作为工程师和科学家想取得成功并不是比赛谁花的时间最多，而是看谁付出了更多的“思考”。不要以为一个学生坐在自习教室里看了多少小时的书就是“勤奋”，也可能比呆在寝室里的学生还要“懒惰”。也就是说“勤奋”是大脑的勤奋，而不是身体和和形式上的勤奋。我学电子也差不多有15年了，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一次别人问我你每天花多长时间来工作。我回答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思考。”不夸张的说我的很多工程构想都是在梦境中诞生的。每天早起床后刷牙的时候、上班的路上、吃饭的时候甚至和别人谈话的空闲瞬间都有可能诞生灵感。当然热爱工程师职业的前提是一定要能领略到工程和自然科学中的美感。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个热爱科学的人，从科学的常识到科学的精神都会渗透到他的生活中。一次我看到一位教研室里的老师安排答辩的顺序，尽管这位老师在机电领域写了很多的书也在所谓“理论领域”有很多建树，单从他安排这样一个简单的顺序来看，他并不是个理论很高的人。因为在我看来他的工作方法是效率极低的。换句话说就是在他的生活中没有科学的精神可言。

    一个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生活中也是工程师和科学家。这个问题引出后我们要提到的是培养自己的思维品质。包括思维的习惯，深度和广度，以及思维方式和思维素材的选取。成为一个工程师确实有很多品质是天生的和决定性的，学校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也只是一些辅助措施。一个人曾经问我一个关于感性负载的问题，其实我心理很清楚他并不理解这里面最基本的物理概念，首先对电感的认识就不是用语言和数学公式能解释得了的。所以物理学和数学的基础是对工程师有很高要求的，这里所提到的物理学和数学是指一种最基本的认识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的文字和公式。我可以推断这个人不太适合作工程师，其实他提出的问题都真真切切的存在于生活中，抬头看看日光灯的启动，或者当你看到电源插头的放电瞬间。可这每一个瞬间都被示为理所应当的话就错了。那样当牛顿看到苹果落地时也会感觉理所应当的。

    每个人的思维着眼点和注意的方面都不相同，很多人从小就会将注意放在自然科学之上，这些孩子中有很多就是未来的工程师。比如一个10岁的小学生看到一幢大楼，他会马上考虑大楼是如何建造的，塔吊又是怎么一节一节接起来的，那么高的大楼外墙的玻璃是如何安装的。另一个孩子会想工程师真伟大，还会想到一些诗句来抒发内心的感受。显然两个孩子一个可能更适合作工程师另一个适合成为文学家。所以人们经常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有些人的长处和思维方式在工程师职业中无法发挥，可中国教育的教条化却无法让每个人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专业。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文学爱好者，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有许多见解，阅读广泛文笔也好，可偏偏学了电子这个专业，这不是人才的浪费吗。所以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生活中也是工程师和科学家，而不是工作时和端起书本时才是。很多学生很努力的去学习，可一直无法入门就是这个原因。当拿起书本时发现一个问题或者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后他们会努力的解决，可放下书本就不会再自己提出问题和独立的思考了。

    我从来不认为中国的教育是真正的“教育”，书本、试卷、分数、所谓的答案都是教条的，就好象一条生产线给每个经过其中的学生盖上一个学历的烙印。将创造性和个人的特长统统抹杀，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大跃进和人才评定标准的偏差，无数天才失去了发展机会。本来没有那么多的教育资源却非要扩招--扫盲。将大学教育至于尴尬境地，应届生就业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请不要抱怨工作机会少，中国是非常缺乏工程师的呀！缺到让很多公司开始“呐喊”的程度。工程师的缺乏又和应届理工科毕业生的过剩形成矛盾。所以你不要以为学习成绩高就能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要清楚的认识到学校的教育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距离。

    工程师要有“自己的思想”，很多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养成了一些很不好的习惯。比如思考深度不够，和不会独立思考。一个公式放在面前能做题，能考试就OK吗？自然科学好比一个花园，一些科学巨匠写下了无数“不朽的文章”来描述它。数学公式就好比文章中的文字和句子，只是做文字游戏或者简单的背诵有什么意义吗？请问问自己你对这个“大花园”了解多少。你闭上眼睛能想象出这个花园的景象吗？记得我曾问一个大四毕业设计的学生你物理学的怎么样。他回答我“还好”，可又补充说“就是公式忘了”。工作中他看到我随笔可以写出很多方程，惊讶的说我的记忆力真好。我说“我根本就没背过公式”。因为我记得“花园”是什么样的，即使哪位大家用什么词汇描述的“花园”我记不清，可我依然能清楚的描述出来。这才是理论，理论不是指“文字”和公式而是前人的思想。 

    许多学电子的学生说模拟技术难学，我告诉他们其实学好模拟技术并不是要学好模拟电子本身。世界本来就是模拟的，所有的物理量都是模拟的，这就是模拟。所以你对自然科学的最根本看法和世界观直接决定模拟水平的高低，也就是物理学水平的高低。我的意见是：不要以为拿着模电书学下去就能有本质的改变，一定要提高对事物的认识和对自然科学的理解，提高对模拟量的驾御能力。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和对概念的感性认识。

    思考问题要有深度，思维的深度是一种习惯。有些人总是喜欢点到为止，他甚至没有意识到我还可以再深入的思考。作为工程师和科学家要培养深邃的思考习惯。一些学生看到一道物理题，认为作对就好的人居多。可你是否发现了其中的内在联系，甚至从考点中受到启发。有很多高中学生喜欢做大量的习题，结果效果却不理想。就是因为这些学生只是在“做题”，没有付出更多的思考。所以工程师要注重概念性的思考然后深入进去。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工程师要重视实践，自然科学不管发展到何时都离不开实验。电子学本身就是为了指导工程实践。所以不要谈空洞的理论。现在很多院所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总是谈一些空洞的理论，甚至错误的但还不以为然的理论。实践可以提高对自然科学的认识甚至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观，只有这种认识提高了才可能创造和应用有价值的理论。我们不要“玩弄理论”，但要重视理论。理论是思想，是认识，不是公式和文字。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重视理论。因为你是电子工程师，而不是电子爱好者。工程师要从整体到细节全面的把控你的工程。人做事是一定要犯错误的，工程师要将这样的错误减到最少。因此全面的理论和对工程对象的认识是必须的。一些从电子爱好者出身的工程师比较容易忽视理论，认为把东西做出来了就可以。当然是要把东西作出来，但我们最终是要掌握尖端的技术，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不可能象电子爱好者那样拿过别人的图纸来“制作”了事。IT技术发展迅速，理论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我们一定要接受潮水般的新观念和新技术，工程师必须有全面而又坚实的理论作为后盾。我们学习信息技术就好比盖一座大厦，我们可以很快掌握流行的开发工具和技术--可以盖个比较高的大楼，可是没有全面坚实的理论作为地基，是不可能盖成摩天大厦的。

    而且理论体系一定要完整,IT技术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产生的,他已经涉及太多的东西了。所以在这个行业内如果掌握更多更全面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搞硬件的往往容易忽略软件方面的东西。现在哪里有离开软件的硬件和离开硬件的软件呢？而且一个工程师不仅要懂得本

    专业的知识，还要有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

    培养自己的学习方法也是工程师的必修课。知识爆炸的年代里，仅仅靠学校里学来的一点皮毛想成为优秀的工程师是不可能的，90%的知识都要靠自己去学习。很多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并不会自学。拿过一本书来一阵看，看不懂就咬牙看下去，最后仍在一边。其实自学是非常讲究技巧和方法的。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好办法。我通常把知识分成几类：

1.基础知识 ----包括数物化和专业基础。

2.流行的技术 ----比如潜入式系统开发，大家都在做的技术。

3.未来将要流行的技术 ----比如生物DSP技术，就是你对未来的预测。

4.我要用到的技术 ----就是你工程中急需使用的。

5.其他学科的重要进展 ----紧跟科技发展的脚步是必须的。

    我通常均匀的分配时间，而不忽略任何任何一个方面的进展。这样才能保证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和扩充。这只是宏观上的精力分配。具体的学习过程当然因人而定，但一定要有战略的进行。工程师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去执行。逻辑不仅仅是体现在程序中更要体现在学习和生活的进程中，也就是做任何事都要科学的安排时间，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方案。大家可以参考“大脑思维图谱”的方法。

    工程师做事要严谨求实。神州飞船由多少复杂的系统构成，如果每个部件都有99.9%的成功率，恐怕到最后返回的时候连一半的安全性都谈不上。所以工程师一定要严谨，从整体到每个细节都要有足够的重视程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是这个道理。工程师不能接受“差不多”这样的词汇。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这是工程师最基本的素质。一次公司里的一个工程师拿了一块作好的超声前端板交给我，并说板已OK了。可当我问他信噪比如何时，却回答我“差不多”。我理解差不多就还差，让他拿回去什么时候不差了再交给我。所以工程师要用指标说话，要用实践说话，差不多不是工程师的嘴里应该出现的词汇。

    工程师还要注重积累，一个好的程序员和电路设计师就是一个好的收藏家。不仅收藏自己的智慧结晶更要收藏别人的智慧结晶。IT技术领域有无数的巨匠和天才将他们智慧沉淀于现代科技之中。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积累好的做法和前人的思想。你的周围会有很多人的很多东西值得你学习，你应该将这些作为财富积累起来，总有一天会发挥出作用。另外我们学习的不仅是简单的知识更是前人对知识的理解和对工程的看法。比如每个人眼中的电阻都不相同，你要主动去了解高手眼中的电阻是什么东西。

    工程师不要过分的将注意力放到开发本身而看不清“开发”。这样的话听起来有些绕口,但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在一定的高度上看整个开发过程,而不要陷入某个具体问题无法自拔。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就是这个道理。尤其是遇到问题后容易出现无法自拔的现象，结果一头雾水什么都是一团糟，这时就需要从

    更高的角度从新审视问题，找到突破口，而不要钻了牛角尖。

    工程师不要轻易问别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有一些同学会经常向老师提出问题，这也是好事，说明某某学生爱学习。可我们并不提倡这些，相反的如果能自己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要学会独立的猎取信息和知识，并从其中得到自己判断。每个人在工作中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在学校的时候有老师去解答，在工作单位又有谁能解答呢？或者当你做的是最尖端的技术时你能去问谁呢！所以工程师要有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不要做思想上懒惰的人。中国教育往往要求学生考出高分，答对答案就是好学生。所以老师告诉的答案只要记住就OK。可老师告诉你的答案能说明你自己具备了解题能力吗？请不要相信这样的分数，至少它无法反映你的真实水平。

    工程师要有《亮剑》精神。用都梁的话说，古代剑客明知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是死也要亮出宝剑，没有这个本事就别当剑客。“尽管敌强我弱，尽管身陷重围，我们也要亮剑”。工程师也要敢于挑战对手，敢于战胜自己。一项工程如果连做都不敢做还能谈成功的问题吗？成功是一种习惯，一种来源于自己的信心。战略上轻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工程师即要有个人英雄主义情节又要能融入团队。出色的个人能力和人格魅力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在崇拜盖茨和乔布斯的同时不要忘记他们身后庞大而又高效的研发团队。以一戟之力完成霸业的英雄已不属于这个时代。所以团队的合作才是创造神话的必经之路。

    工程师要有发展的眼光，不仅要能在复杂的技术和市场面前游刃有余，更要对未来的发展态势做出精确的展望。只有比别人想的远才能比对手走的更远。当然这与坚实的基础和勤奋的思考是密不可分的，在群雄逐鹿的当今IT界，恐怕需要更多的胆识才能做到。要不断的关注技术和市场以及其它领域的发展，什么时候这种关注放松，什么时候就会被竞争所淘汰。

    要在竞争和解决问题中体会生活，研发和竞争是每个工程师不可避免的现实。大家每天都会遇到新的困难，可这才是工程师的生活，要轻松的活在这些问题之中，并体会其中的快乐和成功时刻的兴奋。很多工程师抱怨说做研发太累了，这里的“累”是一种心理的感受，工程师的职业就是不断的克服困难迎接新的挑战。我刚开始做研发时也整天愁眉不展，可现在同时做几个大的工程，同时面对几十个技术难题，我觉得自己每天因为能做这样的事情而感到非常的快乐和充实，如果哪天自己没事可做就会觉得很不适应，总要找些问题来思考。

    中国的未来需要太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我在此向所有从事或者有志从事科技工作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致敬。我们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中国科技的腾飞而努力工作，拜托大家了。我只是给年轻的同学和同志们谈一下自己的见解，片面之处请大家原谅。

创投2007：挑战才刚刚开始

创投2007： 挑战才刚刚开始
2007年1月16日 11:28  来源：中国计算机报  作者：郑杏果 殷勇

2006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的投资总额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年度，VC(创业投资，简称创投)业界经常开玩笑说：“现在LP(有限合伙人，即基金的实际出资人)比GP(负责管理资金的普通合伙人)多，GP比项目多，项目比客户多，热！”清科的统计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现象：截至去年11月30日的投资金额达到16.91亿美元，比2005年整年的投资金额还高出44.2%，成为中国创投历史上投资金额最高的年度。这个数字使中国可望成为仅次于美国，获得创投投资总额第二的国家。
　　2006年，创投业界发生了很多重大变革：IT行业比重明显下降，投资多元化格局浮现；私募股权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市场相互分食；中国天使投资人部落逐渐成型；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扶持中小企业发展；2006年8月27日修订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与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与《创业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一起，完善了创投产业的法律体系。
　　与此同时，促进创业投资健康发展的大型活动此起彼伏，继2006年CCTV“赢在中国”等大型活动之后，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由中国计算机报联合新浪财经、新浪科技、纵横合力共同承办的“2007新经济产业创投年会”将于2007年1月25~26日隆重登场，成为2007年年初创业投资界的首场盛事。
　　为了了解2006年创业投资界的真实面目和2007年的最新发展态势，本报特地走访了多位在业界知名的VC管理者，他们同时也是本次2007新经济产业创投年会的邀请嘉宾。他们以切身感受表达了岁末年初的真实心情。
　　互联网的投机取巧令人担忧
　　2006年给Atlas Venture全球基金副总裁张鸽印象最深的事，是一家互联网企业虚报流量险遭投资人起诉。中国互联网行业投机取巧的状况令人担忧。“Web 2.0似乎遍地黄金，也可能尸横遍野。模式趋同，盈利艰难，很多公司在获得风险投资后不久便开始裁员。”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振威也表示：“大家都在谈模式，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模式，最后都是广告模式。跟随者太多，很多公司的精力不是集中在事业上，而是在不实际的流量上贴个堂皇的标签，然后期望获得风险投资或者被收购。很多没有价值的公司都拿到了风险投资。Web 2.0投资热也许只是互联网泡沫的轮回。”风险投资真正追求的是由核心竞争力保障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而不是技术或者模式。
　　不过，张鸽认为互联网仍然是2007年的投资热点：“毕竟中国人每周上网时间居全球首位，手机应用和互联网市场的规模与潜力，是全球任何其它市场所不可同日而语的。有人说2006年投资人在互联网疯狂圈地，将好的管理团队基本一网打尽。我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人才众多，那些善于学习，磨合得好，没有辉煌光环和海外教育背景的创业团队一样有竞争力。”启明创投董事总经理邝子平也表示，在TMT领域，继2005、2006年融资后，2007年将有部分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进行新一轮更大的融资。
　　早期投资仍是市场缺口
　　“过去一年中，我们一直在调整战略，着力于培养公司的长期竞争能力，包括行业把握能力和对优秀人才的激励，思考行业趋势，把握投资方向和节奏。”卢振威表示：“2007年，VC行业将有更多的反思。国内投资热点将转向：一是和中国消费升级相关的产品与服务，二是绿色科技，三是生命产业，四是传统产业升级机会。具体而言可能包括医药设备、创新模式的医疗服务、环保、新能源。诸如基因生物、IC设计、工业设计、精密制造等可能有很多机会，但这些方面并不是国内的优势。”
　　2007年对于众多的VC也是个新起点。张鸽认为，将有更多成功的项目、荣耀的创投“梦之队”诞生在北京和上海。种子期、早期投资仍是市场缺口。
集富亚洲董事总经理陈镇洪分析，VC市场的热度同时也使项目的估值加速膨胀，同时众多海外VC和PE(私募基金)陆续到达中国，使投资领域竞争更加激烈。卢振威也赞同这一观点：“尤其是本土机构和外资机构之间在资本实力、价值取向、投资效率等方面的差距在扩大。本土机构在价值取向和趋势把控方面较差，没有发挥应有的优势，也没有敢为天下先的胆略。”
　　北极光创业投资基金高级副总裁张鸿平表示，新的一年VC面对很多新的挑战，需要找专家，快速学习，提升新的能力。在诸多成功案例之后，VC行业需要稍稍反思一下经验和教训，然后忘掉过去，重新开始。
　　“前些天我参加国内一个医药投资研讨会，碰到的清一色是国内TMT行业的风险投资人，与医学博士们热烈讨论着各类新药。做个触类旁通的VC实属不易。” 张鸽感慨道：“创投界的专业人士正在迅速成熟。不少在2005年下半年或2006年初重新组合在一起的投资团队已经顺利经过一年的磨合考验。然而，这只意味着挑战刚刚开始。”
　　VC谈2007
　　集富亚洲董事总经理 陈镇洪：TMT仍旧是投资重点
　　2006年我们有不少收获。比如10月份作为第一轮投资人领导投资的北京博动科技卖给了中国台湾上市公司瑞丽科技；同月，集富亚洲作为第二轮投资人共同领导投资的光桥科技卖给了西门子公司。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我们投资了赛维太阳能。此外，集富亚洲已投资的深圳国人通讯和台湾奇景光电也在纳斯达克上市。
　　在2007年，TMT仍旧是我们投资的重点，同时也会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医药健康、可再生能源等其他领域。
　　启明创投董事总经理 邝子平：锁定TMT和医疗行业
　　2006年启明主要的关注点是建立团队，踏踏实实地对若干个行业作深入的了解并有计划地、审慎地做投资。到2006年底，启明已建成一个十多人的团队，完成了7个项目的投资：4个TMT领域的和3个医疗行业的。
　　2007年VC投资的单笔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在TMT领域，继2005、2006年融资后，部分互联网公司将脱颖而出，进行新一轮更大的融资。在非TMT领域，竞争将比2006年更激烈。 我们在2007年的投资重点仍是TMT及医疗各半。早期为主，有选择地投少量成熟项目。
　　Atlas Venture全球基金副总裁 张鸽：我们要建一支新的中国基金
　　由于Atlas Venture基金2006年刚刚进入中国，我们仍处于试验和摸索阶段。投了一家通信设备公司，第二个医药类的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团队还处于学习阶段。
　　2007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新的Atlas Venture中国基金，届时我们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和灵活性会大大增加。投资领域重点仍然是IT及通信领域的早期投资，因为这是我们的优势。另外会有针对性地关注教育、医药、保险和保健服务领域，尽可能发挥团队多年的行业经验来拓展创业团队的业务发展空间。
　　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卢振威：把握投资方向和节奏
　　2006年，我们一直在加强与行业内优秀的投资机构、中介机构的联系，建立良好的合作竞争关系，同时调整战略，着力于培养公司的长期竞争能力，包括行业把握能力和对优秀人才的激励，并思考行业趋势，把握投资方向和节奏。
　　2007年，国内投资热点将转向：一是和中国消费升级相关的产品与服务，二是绿色科技，三是生命产业，四是传统产业升级机会。我们总体上会按部就班。行业的变化太快，应该说会在一定程度上去适应这种变化，但必须把握自我，以免邯郸学步。